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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餐厅，点了一瓶葡萄酒和一份牛排，服务员告诉你：“葡萄酒请先付钱；牛排等上桌时再结账。”你诚心诚意地立刻付了葡萄酒的钱。几个小时过去了。厨房一片寂静——没有葡萄酒，没有牛排，什么都没有。当你抱怨并表示在看到实际东西之前将冻结进一步付款时，经理微笑着回答：“哦，我们已经拿了你的葡萄酒钱，并把它记到了牛排账上。反正都是一笔大账——我们的政策允许我们在任何一方缺钱时，在你的订单之间调动资金。厨房正在后面加紧准备……只是现在不是为你这桌准备的。”
这就是瑞士现在的感受。
2026年3月下旬，瑞士公共广播公司SRF披露，美国悄无声息地将瑞士已全额、按时支付的约1.26亿瑞士法郎——约合1.58亿美元——重新定向，用于其F-35战斗机计划。这些资金在单一的外国军事销售（FMS）信托基金池内被转移，用于弥补瑞士单独的“爱国者”防空合同的资金短缺，尽管伯尔尼正是因为美国优先考虑其他盟友而导致的大规模交付延迟，才冻结了“爱国者”付款。瑞士作为一个从未拖欠付款的模范客户，却发现其善意支付被悄悄重新记账，以维持资金流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尽管其自身订单没有任何可见进展。
作为“Air2030”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瑞士订购了五个“爱国者”火力单元（电池），以及多达36架F-35A“闪电II”隐形战斗机（后来因成本原因缩减至约30架）。两个计划的所有付款均通过美国外国军事销售系统进行。瑞士毫无延迟地履行了每一笔付款时间表。
“爱国者”的交付原计划在2026–2028年开始。2025年，华盛顿首先以乌克兰优先为由，将瑞士的交付时间推迟。随后伊朗冲突爆发，五角大楼进一步降低了瑞士订单的优先级。到2026年初，伯尔尼被告知时间表已推迟四到五年——可能更长——而项目成本则膨胀高达50%，从约20亿瑞士法郎增至30亿瑞士法郎。2025年秋季，瑞士冻结了进一步的“爱国者”付款，理由是如果没有可验证的制造或交付进展，它没有义务继续付款。
F-35计划也面临自身的成本超支和生产压力，但瑞士继续向共享基金支付这些款项，完全期望两个计划被视为独立的。
这一切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以惊人的速度消耗了“爱国者”拦截导弹。在冲突的前四天，美军及盟军就发射了943枚“爱国者”导弹——这大约相当于正常和平时期18个月的全部产量。
每枚“爱国者”PAC-3 MSE拦截导弹的成本约为390万至420万美元。而它们击落的低成本伊朗“见证者”无人机每架仅值2万至5万美元。伊朗每月生产约1万架此类无人机。数学是无情的：
即使洛克希德·马丁承诺将产量扩大四倍，达到每年2000枚导弹，数学依然不可能：每月1万架无人机 ÷ 每月167枚导弹 = 60个月（5年），仅仅是为了匹配伊朗当前的产量——这还假设完美的拦截效率，而这在实际战斗中从未发生。
这种数学上的不可能超越了战略失败——它代表了对合同基础的根本性违背。当履行因完全处于卖方控制的情况（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优先其他客户）而在数学上变得不可能时，根据国际法原则，买方的履行义务应被免除。瑞士正确地判断，在伊朗压倒性的生产优势面前，这种扩大生产的承诺毫无意义。瑞士“爱国者”的交付日期实际上已滑向无限期，不是因为生产延迟，而是因为整个战略方法在数学上注定失败。这种基于战略分析而非不愿付款的理性评估，促使伯尔尼暂停了进度付款。
这种数学无解性正是五角大楼重新定向瑞士F-35资金的真正原因。资金转移从来不是为了帮助瑞士接收其严重延迟的系统。而是一场蓄意的行动，利用瑞士纳税人的资金为美国自己在中东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维持生产线运转，让拦截导弹继续流向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尽管瑞士自己的订单仍被降低优先级且未交付。实际上，中立的瑞士被迫补贴了正是这场冲突，才使其“爱国者”交付变得不可能。
根据FMS规则，瑞士为美国武器支付的所有款项——无论是F-35、“爱国者”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流入由五角大楼管理的单一共享信托基金。合同语言明确允许美国在客户自身任何一个项目出现短缺时，在其不同项目之间重新分配资金。
瑞士将两个合同视为独立的杠杆点，并以善意行事。它暂停了“爱国者”付款，并期望F-35资金仍被严格限定于该计划。然而，五角大楼只是简单地将现有的F-35资金转移到“爱国者”一方，从而完全绕过了冻结。即使两个系统针对瑞士的交付几乎或完全没有进展，现金仍继续流向洛克希德·马丁及其合作伙伴。为了填补F-35预算由此产生的缺口，瑞士国防部被迫提前推进数千万额外纳税人法郎。
瑞士最高军备官员、Armasuisse主任乌尔斯·洛赫尔向SRF证实了资金重定向，但他公开只能将金额描述为“低三位数百万”的数目。他称这种情况“非常不令人满意”。这一事件已在伯尔尼引发议会质询，并再次呼吁进行全面调查。跨党派议员现在公开讨论是否进一步削减F-35订单，或为未来的防空需求寻求欧洲替代方案（如法国的SAMP/T系统），以避免对这样一个将较小、中立伙伴排在队列末尾的供应商的依赖。
没有国际刑事法院会将此作为“盗窃”或“欺诈”来起诉。然而，按照任何道德或伦理标准——当然也包括普通法中关于合同、善意和不当得利的原则——五角大楼的举动与恶意交易毫无区别。瑞士按时付款，履行了每一项义务，只是行使了其在已被有效降至消失的计划上暂停进一步付款的权利。
这一事件暴露了根本的主权侵犯：为国家国防提供资金的瑞士纳税人发现，他们的钱被重新定向，用于资助美国在中东的侵略战争。这从来不仅仅是一场合同纠纷。而是一个中立国家被迫补贴完全超出其安全利益的冲突，其公民的税款被用于与瑞士长期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直接相矛盾的目的。
“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是国际法的基石。虽然FMS共享基金的技术语言可能为美国提供了一层合同遮羞布，但交易的精神——与可验证交付挂钩的基于进度的付款——已被破坏。瑞士只是要求它所合同约定的履行。相反，它的钱被重新定向，用于资助一个因完全超出伯尔尼控制的原因而被降低优先级的计划。
瑞士的经历现在已成为越来越多记录的一部分，说明各国为何应极其谨慎地与美国制造商签订国防合同。美国已形成了一个糟糕的国防承包商声誉——优先考虑有政治关系的客户而非合同义务，利用财务漏洞最大限度地榨取价值而不顾交付，并建立依赖关系仅为了地缘政治目的而加以利用。共享基金为卖方提供了行政便利，但剥夺了买方原本打算的杠杆。当你预付葡萄酒的钱，而餐厅却将其记到永远不会上桌的牛排账上——而真正的烹饪却在为别人的紧急订单进行时——你很快就会明白谁真正控制着账单。
伯尔尼能否获得补偿、罚款或更大透明度，还有待观察。目前，这一事件已成为国防承包中不对称权力的教科书案例：买方开出支票，遵守每一个截止日期，却仍然被推到队伍的后面。瑞士没有做错任何事。它只是以艰难的方式发现，当地缘政治权宜之计呼唤时，善意并不总是得到回报。